《师说》写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韩愈时任四门博士。文章中所谓“师”，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唐人并没有否定这样的识字断文的教师，而是指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这种老师的标准很高，不仅满腹经纶，而且要是“闻道”者，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

与此相关的是对“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理解，人们通常认为：“老师，是借以传授道理、教给学业、解除疑惑的人。”这一句揭示的是老师的职能。其中，“道”为孔孟之道，“受”通“授”，“业”指儒学经典。这种诠释出自曾国藩：“传道，谓修己治人之道；授业，谓古文六艺之业；解惑，谓解此二者之惑。韩公一生学道好文，二者兼营，故往往并言之。”还有一种说法来自吴小如先生，他在《读韩愈〈师说〉》中提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承首句“古之学者”言之，言学者求师，所以承先哲之道，受古人之业，而解己之惑也，并不是传道于人，授业于人，解人之惑也。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究竟如何正确理解，不可不辩。

韩愈以廓清佛老思想和恢复建立儒学道统为己任，他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俨然以继承道统者自居，他第一次总结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传承，把道统上溯到尧舜禹和周公，说明他建立的道统源远流长。因此把韩愈所传之道仅仅看成是孔孟之道，恐怕不全面。韩愈在《进学解》中，借诸生之口说：“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即诸子之书）。”这就说明韩愈提倡以儒家为主，旁采百家。他在《送孟东野序》中，肯定孟轲、荀子外，也肯定墨子、庄周、屈原、张仪、苏秦等。在《答侯继书》中，自述学习态度：“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可以看出韩愈兼收并蓄的胸怀。《进学解》中的“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师说》一文中的“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也可看出韩愈的视野较宽。

在《师说》中，韩愈是把“受”与“授”分开的。文中有：“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这里用的是“授”，即教授学业之意。“受”在这里只能解释为习学。“受业”即学习古文六艺经典。而在领悟修己治人之道和学习经典过程中，必然有疑惑，“解惑”也就是曾国藩所说的解此二者之惑。因此，“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正确的理解是：作为一个教师，要肩负起复兴道统的责任，学习古文六经之业，解决求道和学习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韩愈在《师说》中，只强调了老师有“道”可传，并要解“道”的疑难问题，而对于“受业”并没有展开，原因是“受业”是老师自身的要求，因为在古人看来，修身也是一种知识学习。这一句其实讲老师的标准和要求，文章提出的是跟从谁学习的问题。

韩愈写《师说》，与他当时在政治文化中心长安任四门学官有关。登门或致书向他请教的人不少，韩愈将自己的文道观告诉他们，并且劝诫他们要重视修身。在这些求教的人中，有晚辈，也有年长于他的。对此，韩愈提出这种看法：“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对于向他求教的人，他一律视为弟子，而一般的人往往以“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为戒，不以师自居。而韩愈却不回避老师、弟子的名分：“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韩愈的行为引起当时耻于从师士大夫们的不快，一些人甚至对此相聚而骂，视韩愈为狂人。韩愈在骂声中觉得有必要整顿师道，于是，在好古文的李蟠向韩愈执弟子之礼的时候，写下《师说》，对当时耻于从师的陋习挑战。这也引来了更多的忌恨。在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为监察御史时，上《御史台上论天寒人饥状》，十二月九日就被贬阳山。贬官的命令一下，即刻上路，连安顿家小与妻子告别的机会都没有。韩愈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中回忆：“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对于韩愈被贬的情形，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认为朝廷对韩愈如此严苛，除了得罪当时京兆尹李实外，也与他好为人师的骂名有关。柳宗元在韩愈被贬阳山时，为监察御史里行，对于朝中内幕，应该很清楚。柳宗元的判断是可信的。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