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览墙上，悬挂着当年被人们普遍称颂的陕甘宁边区“十个没有”，堪称延安时期新风正气的高度缩影：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坚定的革命者视纪律为自由”

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左侧半山腰的一块空地上，3孔典型的陕北窑洞墙上的红底黄字标牌诉说着一段尘封的往事：中央党务委员会（1938.11—1947.3）。

作为延安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最高机关，中央党务委员会承担着执行党纪和加强党纪教育的任务。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党务委员会。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央党务委员会于1938年11月移驻到杨家岭。

延安时期，党中央十分重视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建设，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程序等全面规范，在立规矩定制度、明纪律严执纪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斑驳的办公桌、简单的靠背椅、旧笔筒和煤油灯……窑洞内简单的陈设，诉说着老一辈共产党人不搞特殊化、带头模范守纪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曾担任过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的陈云同志认为，“坚定的革命者视纪律为自由”，并多次强调“纪律是我们的重要武器。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纪律教育让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组织观念、纪律意识进一步提升，个人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等影响党内政治生态的消极思想被不断扫除。无论是党的领袖还是革命战士，为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革命理想，自觉遵守并模范践行着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发扬民主、服务大众、廉洁自律，在延安、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了良好的政治生态。

1944年，陕甘宁边区的各级机关都收到一份特殊的“政府令”。这份以边区政府名义下发的布告，对机关学校部队的一般生活和财政供给标准作出详细规定，甚至连文具纸张、煤油的使用都有具体要求。以煤油灯的使用为例，学生平均三人一灯，公务员平均四人一灯，煤油则是每灯春冬季七钱，夏秋季四钱。

从熟知纪律到敬畏纪律，再到服膺纪律、感怀纪律，中国共产党把培养“自觉的纪律”植根于理想信念、熔铸于党性修养、体现于实际行动。当时，延安出现了“三多三少”现象，即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三多三少”所折射出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延安作风，正是改变人心向背的关键力量。

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一支队伍，规模越庞大，越难做到整齐划一。当时延安的军民来自全国各地，籍贯和方言不一，信仰和思想多元，管理起来难度很大。如何增强队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避免组织涣散、纪律涣散、作风涣散，首要的任务就是把纪律作为“孙行者的金箍”。

坚持纪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个原则的核心内容和本质要求，就在于规定了党的纪律是统一的，没有“特殊组织”“特殊人物”，必须无条件遵守；执纪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纪律为准绳，不管涉及什么人、位置有多高、处在什么行业，只要违反党规党纪都要受到纪律追究，并按照统一原则和标准处置。1943年，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表彰了22位“生产英雄”，同时宣布惩处一批贪污腐化干部，刀刃向内、奖惩分明，以纪律严明取信于民，以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昭示全党。

永远是人民的勤务员

政治生态对社会生态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如果说，纪律规矩是穹隆顶上的拱梁，那么良好的社会风气才是支撑起拱梁不可动摇的拱心石。美国人约翰·科林曾访问过延安，他说：“在延安，我被共产党为目标而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人们在空气中可以嗅到这种气息，他们衣服破烂不堪，他们装备缺枪少弹，但他们有为目标奋斗的精神。”

干部越大，越讲纪律，这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朴素真理，锻造出“共产党的官”应有的样子，即永远是人民公仆、人民的勤务员。从“三多三少”到“十个没有”，这虽然是延安十三年的一个侧面和缩影，但有力见证着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正气充盈的社会生态的生动实践，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的“制胜密码”。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1936年。

那一年，在美国报界初露头角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从北京出发，经西安秘密前往延安。延安朝气蓬勃、团结向上、欣欣向荣的氛围，让这位“闯入了红色大门”的外国人耳目一新。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看到毛泽东打满补丁的衣服，感慨毛泽东唯一的奢侈品是从南方带来的一顶蚊帐；他又看到周恩来睡的窑洞土炕，看到彭德怀用降落伞布做成的背心。惊愕之余，埃德加·斯诺发现了一种独特的力量，这就是被他称为“东方魔力”、也被他称为“兴国之光”的力量——艰苦奋斗、正心律行。

（来源：陕西省纪委监委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