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中，能被绝大多数人记住的人，包拯算是一个。已化身“青天”的包拯，一直为人们所称颂，并不断活跃在戏剧舞台上。那么，真实的包青天又是怎样的呢？

“不持一砚归”

现实中的包拯没有离奇的身世，既不是黑脸怪胎，也没有什么兄嫂。那是大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的一天，安徽合肥的包府一片喜气洋洋，因为39岁的包进士终于如愿以偿，夫人为他生下一子。这名婴儿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包青天。

生于官宦世家，必然要通过科举追求功名，29岁那年，皇帝点了他的进士，同榜的还有文彦博。包拯被任命为建昌县知县。可是，因离家太远，年迈的父母舍不得这个宝贝儿子。为了不让双亲为难，包拯干脆推掉官位，在家专心侍奉二老，这一侍奉就是10年。其间，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守孝在家。为此，司马光、欧阳修等人的笔下夸奖了包拯的孝行——“少有孝行，闻于乡里”。10年后，已人到中年的包拯才走出家门。“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这是他在进京途中为自己写下的官场座右铭。

包拯的第一份差事是天长县的知县，在天长任职期满后，包拯升任端州知州。端州是产名贵砚台的地方，端砚最受士大夫珍爱，是时髦的雅器，也是每年要进贡给朝廷的土特产。地方官员在“贡砚”之外，还索要数十倍的数量，用于打点各级官员，这一潜规则在当地流行多年，无形中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包拯上任后，高调破除了这一潜规则，规定“贡砚”之外，不得多征一块砚，违者重罚，并表态自己绝不贪求。此事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3年知州期满后，包拯离任，果然“不持一砚归”。“清廉正直”四个字，从此伴随包拯一生。

被称为“包弹”

这件事传到京城，皇帝大加赞赏，任命包拯为监察御史，负责监督百官，这无疑给了包拯一个发挥特长的平台。他也确实表现出了作为一名谏官的素养，在内政外交上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因善于弹劾，时人称其“包弹”。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件事。

其一，弹劾张尧佐。张尧佐平庸无能，因是宋仁宗爱妃的伯父，所以一升再升，权拜三司使，掌管财政、人事等实权，遭到朝臣非议。包拯联合其他谏官一起弹劾，然而，宋仁宗却力挺张尧佐，张的职位不降反升。包拯3天之内再度弹劾，结果，君臣之间起了冲突，仁宗一意孤行，再次提拔张尧佐为“宣徽使”。这下可引起了公愤，招来包拯、陈旭、王举正等7位大臣的猛烈抨击，包拯甚至和仁宗面对面交锋，言辞激烈之时，唾沫溅了仁宗一脸，气得仁宗拂袖而去。迫于众臣之势，宋仁宗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外戚不得担任“两府”的建议。

其二，弹劾宰相宋庠。宋庠是宋代为数不多的状元宰相，皇祐八年（1049年），他与名臣文彦博一同拜相。两年后，这位状元宰相不作为，引起包拯不满。包拯弹劾宋庠的理由是：“固位无耻。”平心而论，这一理由有些牵强，清代学者冯景在《包拯集校注》一书中含蓄地点明，包拯弹劾宋庠，有与自己的同榜进士文彦博结党的嫌疑，他对宋庠的指责是铲除异己的借口，宋仁宗也认为“包拯阴结文彦博”是事实。这起事件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文彦博被贬谪，包拯请求外调，出京4年。

从外官调为京官，把包拯放到御史的位子上，宋仁宗给自己找了个“麻烦”，当然也可以说，是他成就了“包青天”。

化身成清官文化符号

时代越往后，加在包拯身上的传说故事越多。

首先，儒学经过五代动乱时代的衰微，到了宋朝，重振儒家伦理，“君君臣臣”重回道德正轨，因此，宋朝奉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这一政策的成熟则是在仁宗时代。包拯、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范仲淹、文彦博等一大批名臣的出现，灿若星辰。也只有在士大夫精神高度张扬的时代，才能容得下包拯。他为官27年，升迁26次，在三年一迁的惯例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官场奇迹。在此氛围下，历史便选择了包拯这样一个有节操、名气大、人缘好的官员。他死后不久，就被推向神坛，许多其他官员的一些优秀事迹也被移花接木，加在他身上。

其次，当时，宋代经济催生了瓦肆等娱乐场所和话本小说，包拯恰逢其时，成了话本、公案小说创作者首选的塑造对象，杜撰和虚构的成分越来越多。宋朝灭亡后，元代戏曲、明清小说，都需要包拯这样的创作素材，不断推陈出新。于是，包拯作为一个文学形象越来越饱满，而作为一个历史真实形象越来越被淡化。

最后，宋元以来民间文学催生“清官文化”，由于下层百姓的衷心企盼和官府的着力宣扬，清官成为民间渴望。而包拯化身“青天”，成为“清官”文化符号之一，也是中华清廉文化的一个代表人物，至于他本身是谁，已经没人关心，也不再重要。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