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旅行中，士大夫是真正意义的旅行主力军。
孔子是士大夫阶层初步成型期的代表性人物，商周时代没落贵族的血统与传授知识有教无类的新潮做派，同时出现在孔子身上。士大夫阶层在春秋战国时期脱胎于贵族阶层，也算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现象。
孔子周游列国，虽然从目的上，是为推行其创立的儒家学说，试图在关东诸国恢复周礼秩序，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却也开创了士大夫阶层自费旅行的先声。孔子所周游的列国，卫、曹、宋、齐、郑、晋、陈、蔡、楚，基本上都是位于黄淮海平原上的诸侯国，也是先秦时期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更是后世被称为中原的主要地域及其毗邻区。孔夫子的周游，虽然谈不上对于华夏地域的开拓，却也算是孔老夫子心目中的“文明区域”，这对于我们理解先秦时期的历史大有裨益。
如果说，孔夫子的旅行仍旧具有一定的政治性，那么以《太史公书》（《史记》）名垂青史的太史公司马迁，无疑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中第一位以自费旅行的形式、以开阔视野为目的、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家了。
司马迁的壮游路线大概是这样的：从京兆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出发东南行，走蓝田，出武关至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南下襄樊（今湖北省襄阳市）、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渡过长江，沿沅水直至武陵郡（今湖南省及其周边地区），然后折向东南到九嶷山（今湖南省南部南岭北麓），而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大禹疏通的九江，辗转到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上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探禹穴；北返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曲阜，考察齐鲁文化，观孔子遗风，经过孟尝君的薛城（今山东省枣庄市）、西楚霸王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汉太祖刘邦君臣的沛（今江苏省沛县）、丰（今江苏省丰县）、砀（今河南省永城市芒山镇）、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回到长安。
司马迁二十岁壮游的路线，大体就是尧舜禹、屈原、孔子、秦始皇、楚霸王、汉高祖等远古圣王、风云人物的活跃地域，也正是汉武帝开边之前华夏文化的基本地域范围。在这条路线中，我们既能看到年轻的司马迁是如何追慕他年少时在书中读到的楷模，也能看到一张历经秦始皇与汉初君臣整合之后的华夏文化版图。岭南、八闽与河西当时尚且处于汉朝势力之外，巴蜀地区交通尚不便，北边诸郡也是匈奴袭扰的前线，所以司马迁的足迹当时并未涉足。不过，我们从孔子周游列国到司马迁壮游天下，二者范围的变化，其实也能看出华夏文化波及地域的整合与扩大。
司马迁在壮游之后的仕宦生涯中，也先后跟随汉武帝的巡行周游了关中附近的坛祀，见证过汉武帝的封禅泰山，更是作为使者，出使过当时被称为西南夷的大西南，成为继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之后，第四位出使西南的使者。从汉武帝身边，到巴、蜀以南的新设五郡，司马迁势必要路过汉中或巴东进入巴蜀之地，进而向巴蜀盆地西南山地进发完成其出使任务。由此观之，司马迁的自费壮游与公费差旅，几乎走过西汉王朝除辽东、河西、岭南以外的全部疆域，也为其《史记》著作提供了丰厚的旅行观感背书。
自司马迁之后，士大夫阶层的壮游、差旅也随着大一统帝国时代的到来而渐趋频繁，唐代诗人李白、宋代词人苏轼便是在唐与宋两大古典中国的高峰之世，于壮游或贬谪途中，用诗词点染江山的代表性人物。不论是处于“人生得意须尽欢”的高光时刻，还是处于“鹤骨霜髯心已灰”的低谷暮年，诗词赋予行程以诗意，让人生逆旅，化作诗意行走。以至于千百年后的后人，得以无数次通过他们的诗篇，依稀看到那令诗人妙笔生花的旅途一瞬。
在李白的诗篇中，我们能看到“霜威出塞早，云色渡河秋”晋阳城外的太原早秋，能看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盛夏时节的庐山飞瀑，能看到“云霞明灭或可睹”的梦中仙山天姥山，能看到“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滔滔大河，也能看到“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的秦岭终南山。诗篇谱写着江山，让后世旅行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吟咏，诗意就此伴随着典故，荡漾开来。
苏东坡人生旅程的最后一段，贬谪惠州、儋州期间的岭南行程，比起之前的经历，其实最像是旅行。一生起落，早已磨砺成熟了一代文豪的心志，那个在密州“老夫聊发少年狂”的中年太守，那个在黄州悟透“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的团练副使，那个在文赤壁与沙湖道中分别吟咏着“千古风流人物”、感慨“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贬谪士人，自梅关初入岭南时仍旧喟叹“自古南来几人回”的“鹤骨霜髯”的老人，终究还是趁着前往贬谪之处的途中，游山玩水，一路把一池池湖水化作了一汪汪“西湖”，南华寺神会六祖，罗浮山中遇真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的岭南旅行，自梅关起，顺浈水而下，至韶州而南，越英州、罗浮而入惠州，居惠州三四年，埋葬了英年早逝的红颜知己王朝云，再度西行被贬赴海南，途中在广州扶胥港（今黄埔）南海神庙旁题诗《浴日亭》留下“扶胥浴日”作为宋元时期的广州八景，顺西江而上，路过六祖惠能大师出生、顿悟、植梅、圆寂的光孝寺、梅庵、国恩寺，至梧州而直趋雷州，而后渡海抵达“岛边天外”。“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是仍旧心怀社稷的心，“乘桴且恁浮于海”则是放达天外的豁达胸怀。
如果说人生亦是旅行，那么苏轼因岭南贬谪附送的旅行，更像是其一生通往更大格局的一次试炼。从惠州到儋州，岭表天外的际遇，尽化作诗词章句间的牵绊与豁达。回顾苏轼一生，我们会发现那些旅途中的诗篇，往往最为经典，足以照见天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