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井林

整理旧物时，那摞压在书橱底处的写稿笔记本，像一把尘封的时光钥匙。轻轻翻开，泛黄的纸页间，还藏着些许煤屑。往昔青葱岁月忽如潮水般涌来，将我带回梦开始的地方。

我参加工作时二十岁，不过是个青涩懵懂的新人。记得报到那天，我穿着崭新的深蓝工装，站在队部门口紧张得手指绞着衣角。刘万强端着搪瓷缸从里间出来，瞥见我发颤的腿，笑着说：“小刘，别慌，往后咱们就一个锅里抡马勺了。” 他转身翻找抽屉，摸出一本包着报纸的横格信纸递给我，“看你文质彬彬的，工作之余，就写写咱们队的好人好事吧。”他递过信纸时说的那句“别嫌旧，字得写在实处”，至今仍在耳畔回响。

那时的矿山，处处都是鲜活的素材。综采队的兄弟们在百米井下挥洒汗水，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周坤是其中的典型。每天下井前，他总爱蹲在更衣室啃馒头。见我就喊：“小秀才，今儿写啥？”有一回，他带着班组抢修液压支架，从凌晨三点干到正午，手套磨破了三个洞，站起来时双腿直打颤，却拍着支架笑着说：“咱把这铁疙瘩驯服了！”我蹲在旁边拼命记笔记，笔速跟不上他的话，只能记下“老周的矿靴裂了道缝”“扳手砸在手背上渗血”这些关键词；修机组的魏国山也是个“人物”，三十来岁的精壮汉子，总穿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他教徒弟吴强时，一个急得直搓手，一个慢得像打太极，这对性格迥异却配合默契的师徒，成就了我笔下《怪老子和犟小子》的故事。

写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最初投出的几篇稿子石沉大海，书记刘万强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综采的哥们就是牛》说：“小刘，‘牛’太笼统，得写老周磨破的手套，写他蹲在支架前啃冷馒头的样儿。”看着被退回信纸上红笔圈着的“假、空”二字，我眼眶泛红。但矿区的温暖总在不经意间抚慰人心，周坤下班后会喊我去小饭店吃饭，把盘里大半的锅包肉拨给我：“写文章费脑子，你得补补。”

转机出现在那年秋天。矿主管新闻宣传的编辑程士忠来队里采访，翻到我攒的半本笔记，兴奋地说：“这素材金贵！” 他转身从文件包里拿出两本方格稿纸，拍着我肩膀说：“用完了随时来找我，管够！”那一刻，我满心都是感激。那两本方格稿纸，每页20行，17列，340字。白底蓝色经纬的，像极了晴朗天空下的白云与蓝天，清新又明朗；白底淡红色经纬的，更是美得像传说中的“薛涛笺”，精致又典雅。我把它们视若珍宝，每次拿起，都觉得手中握着的不仅是稿纸，更是一份对文字的敬意。

自那以后，写稿成了一场与文字的深情对话。我习惯先在普通白纸上肆意挥洒思绪，任才思泉涌，而后反复雕琢，逐字逐句斟酌，删去多余词句，调整段落结构。当觉得稿件成熟时，才会郑重地拿出方格稿纸，找一处安静角落，屏息静气，用“仿宋字”工工整整地抄写。笔尖在稿纸上沙沙作响，每一笔都饱含着认真与专注，生怕写错一个字。还记得写《老周的矿靴》时，为了写好“矿靴裂了道缝”这个细节，我反复琢磨，将“老周的矿靴破了”改成“矿靴掌心裂了道月牙形的缝，边缘凝着黑褐色的煤渍”。

当第一篇稿子被采用时，我正在开班前会。班长忽然站起来对我说：“小刘，你听，广播里念你写的稿子哩！” 在电流杂音中听见自己的名字，我的心跳声几乎盖过了井下机器的轰鸣声，那种激动至今难忘。从那以后，我写稿热情高涨，稿件采用率也越来越高。从最初那个被支部书记鼓励写稿的新人，到以采煤队通讯员的身份站在公司新闻宣传表彰大会上分享写稿历程；从成为矿电视台编辑、新闻干事到连续五年获得公司最佳通讯员；从主管全矿新闻宣传工作到带领全矿通讯员实现公司“新闻杯”三连冠。每一次身份转变，每一份荣誉的获得，都离不开那些在稿纸上书写的日子。在这过程中，我收获的不仅是掌声和尊重，更是一路的成长与蜕变。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基层艰苦的环境，磨炼了我的意志；方格纸上没日没夜的书写，成就了一篇篇鲜活的报道。如今，虽然写作早已用上了电脑，但那些方格稿纸我依然珍藏。它们边角起毛，像被岁月吻过的唇印。每当年轻通讯员看到稿纸时，问我：“现在都用电脑了，还留着这些老纸干啥？”我想，答案就藏在稿纸间那些温热的细节里：书记递来的信纸，周师傅的锅包肉，程编辑鼓励的拍肩，还有每一笔落在方格里的墨痕。这些珍贵的记忆，不仅是我“有志者事竟成”的见证，更承载着矿山特有的温暖与情怀。偶尔铺开方格稿纸，当笔尖触到纸面的瞬间，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岁的夏天。那时阳光穿过窗外的白杨树，在稿纸上洒下斑驳的影，而我握着笔，一笔一划，写着最滚烫的青春。

（作者单位：平庄煤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