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强

不知从何时起，冬日的雪，对北京城竟成了奢侈品。一入冬，人们便像揣着桩隐秘的心事，开始掐着手指，翻着节气表，巴巴地盼着。“小雪，大雪”这些名字念在嘴里，都带着股清冽的幻想气儿。

我是东北人。说来惭愧，小时候对雪实在没什么深刻、诗意的概念。它太寻常了，寻常得像呼吸，像日出日落，一季一季，铺天盖地地来，不容你拒绝，也无须你盼望。记忆里堆得最厚的倒不是雪人，而是身上那层层叠叠的衣裳。那时没有又轻又暖的羽绒，只有妈妈一针一线缝出的“铠甲”：厚墩墩的大棉袄，鼓囊囊的二棉裤，脚上是千层底、纳得密实的大棉鞋。整个人被包裹得像个臃肿的粽子，矮小的身子陷在里头，走起路来，先与自己那一身行头较劲。

那时的冬天，冷是刺骨的，雪却是慷慨的，一茬接一茬，从不爽约。路上的积雪还未来得及消融，新的一场便又严严实实地覆盖上去。一个冬天，在背阴的墙角、屋后，总能找到雪的痕迹，旧雪压着新雪，层层叠叠，沉默地记录着时光。与这慷慨的雪一同来的，是几乎人人手上、脚上、耳朵上那些紫红色的冻疮。凛风一吹，皮肤便像被无数细针扎过，红肿起来。待到躲进屋里，被热气一呵，那痒便排山倒海地袭来，钻心蚀骨，恨不得将那块肉挠破。

说来奇怪，那般难缠的冻伤，竟有一味奇特的“药引子”——雪。真应了“解铃还须系铃人”的老话。家里祖母的方子，我一直记着：须用第一场洁净的新雪，盛在瓦盆里。再到田埂边，小心翼翼地扒开厚厚的雪被。下面，便是一个静谧而倔强的世界。冬小麦贴着地皮，在雪的庇护下活着，颜色不是春日的嫩绿，而是一种沉郁的、近乎墨绿的苍翠，那绿里蓄满了与严寒对峙的力量。连根挖上几簇，回家洗净泥土，与那盆雪，再加一根红得耀眼的干辣椒一同放在灶上，大火煮沸。水汽混合着一种微辛的、带着土腥气的植物味道，在低矮的灶房里弥漫开来。稍晾得不那么烫手了，便赶紧将手脚浸进去，一股热辣辣的暖意，便顺着皮肤，丝丝缕缕地渗进来，将那钻心的痒与痛慢慢地驱散。

如今，这馈赠竟变得如此吝啬。有时一整个冬天，天空阴着一张灰白单调的脸，干冷的风刮着，空气燥得能点着火，流感便在这样的干燥里肆虐。人们戴着口罩，皱着眉头说：“要是能下场大雪就好了，杀杀这病毒。”语气里，是将其当作一剂消毒的良方，一种实用的、带有功能性的期盼。

雪难觅，人们便自己造。城市近郊，但凡有些坡度的山丘，都被辟成了雪场。高高的造雪机日夜轰鸣，喷吐出人造的雪沫，铺出一条条素练似的滑道。人们蜂拥而至，穿着鲜艳的滑雪服，在那些缺乏天然柔润感的、颗粒分明的“雪”上飞驰，享受速度带来的刺激。可那终究是另一种东西了，像塑料花，有形有色，独缺了生命的气息与灵魂的幽香。

于是，更痴心些的，便不远千里，向北，再向北，去往雪的故乡——哈尔滨，或是更远的雪乡，去寻那“与雪共白头”的浪漫，去兑现一场关于“冰雪奇缘”的梦幻承诺。火车飞机，跋山涉水，只为将自己投入一场盛大的、确定的雪里。我曾见过那些旅人，站在齐膝的深雪中，仰着脸，任雪花落在睫毛上，化成细小的水珠。他们笑着，拍照，仿佛要将这片刻的冰凉与洁白永恒地烙印下来，带回去，用以对抗自己城市里那个无雪的、漫长的冬天。

我有时会想，我们如此热烈地盼雪、寻雪，究竟在盼什么，寻什么？或许，不仅仅是为那六出菱花的洁白形貌。我们寻的，是一种秩序，一种季节本该恪守的、从容不迫的承诺；是一种覆盖，能将一切芜杂、喧嚣与不安暂时掩埋得、温柔地沉默；更是一种记忆，关于童年，关于故乡，关于那些虽然艰难、但天地四时运行得无比笃定的旧日时光。

窗外的北京，依旧是一个干冷的、无雪的黄昏。每个人都揣摩气象图上的云雾，恳求着这一次，雪与这座城市不要擦肩而过。我不知道今冬的雪，最终会不会来，会以怎样的姿态来。我只知道，那个盛着新雪与冬小麦的瓦盆，那盆曾治愈过我无数个冬天的“药”，连同那个需要与雪贴身肉搏、却也与雪生死相依的时代，都静静地，留在了记忆的背阴处，像一层永不消融的旧雪。而我们都成了在暖气房里，隔着玻璃盼雪的人。这大概，便是时光流转中，一点甜蜜而又微凉的滋味吧。当我写下此文的翌日，北京的雪飘然而至。

（作者单位：三河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