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艳霞

年年高考，今又高考。街上的公交车挂上了“爱心送考”的条幅，朋友圈里满是祝福与感慨。看着那些青春的面孔奔赴考场，二十多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天，又一次从记忆深处翻涌上来。

那年高考，我病了。

不是普通的病，是连日的发烧，是浑身的无力，更是一颗年轻的心在重压之下的溃败。毕业考试刚结束，离高考还有最后一个月，班主任没有给我们哪怕一天的喘息时间，直接把我们推进了冲刺的轨道。我绷了太久的弦，在那一天，彻底断了。

现在想来，我以为自己在对抗老师、对抗那令人窒息的压力，可到头来，我摧毁的，是我自己。最后一个月，我浑浑噩噩地熬着，像是在黑暗中溺水，却连呼救的力气都没有。高考结束那天，我像逃荒一样逃回了家。填志愿的那些日子，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光。父亲和母亲发了疯似地流泪，一遍遍地说：“霞儿，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啊！”我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

父亲送我去大学上学的时候，在路口站了很久。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一句：“霞儿，以后的路，你要走好。”

我的泪，一下就涌了出来。

往后无数个日夜，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那个声音就会响起来：你还要再来一次“高考”的因果吗？

我去了焦化厂工作。从最基层的测温工干起。那是一场没有尽头的“补考”。2008年冬天，焦炉烘炉升温阶段，需要24小时轮班监测炉温变化。零下十几度的夜里，我裹着厚厚的棉衣，在焦炉上巡检，生怕微弱的火苗被扑灭。困意像潮水一样涌来，眼皮重得像灌了铅。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偷个懒，靠着墙眯一会儿。

就在那个念头冒出来的一刹那，高考前那个躺平放弃的自己，突然出现在脑海里。那个浑浑噩噩的最后一个月，那些被我浪费掉的日日夜夜，像一把刀子，狠狠扎进心里。

不，我不能再考砸了。我狠掐了一下自己的手臂。那一夜，焦炉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而我是它的守护者。火苗温度的变化，我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天亮交班时，同事惊讶地说：“小郝，你一宿没合眼？”

我笑了笑。她不知道，我不是在和困意斗争，我是在和十八岁时那个懦弱的自己斗争。这一场“考试”，我不能再输了。

测温工的岗位看似简单，却需要极强的责任心。每班两次测温，第二次调温的结果要等到下一个班才能知道。凌晨两点，我已经下了中班回到家，却怎么也睡不着。那个声音又来了——你还要再来一次“高考”的因果吗？不，我要知道结果，我要知道这次“考试”的分数。

我拿起电话，打给接班的同事。“小郝啊，你这大半夜的还打电话，烦不烦？”电话那头传来不耐烦的声音。我握着手机的手僵了一下，可还是没有挂断，坚持问完了数据。挂断电话，我在笔记本上认真写下偏差分析，哪个炭化室调温不合格，差了零点几度，原因是什么。

这不是偏执，这是我对自己的交代。高考时，我放弃了最后的“复习”；现在，每一炉焦炭的温度，我都要追到底。

2009年年底，车间上了除尘站项目，我成了第一批除尘站岗位工。调试阶段，我总要在记录完开始和结束时间后，再计算一下出一炉焦炭的除尘时长是多少。维修班组长王风金大哥打趣我：“小郝啊，你算除尘时间比我们维修班还较真。”

他不知道，每次计算推焦间隔，我都会想起高考数学卷子上那道没算完的大题。当年我嫌麻烦，草草写了几步就放弃了。现在，每一个数字我都要反复核算三遍。我不是在算除尘时间，我是在弥补当年那个半途而废的自己。

命运的转折总藏在最朴素的坚持里。转岗办公室那年，面对堆成小山的党建材料，我这个数学教育专业出身的人，虽说当年语文也是擅长的科目，可那些理论专著、那些公文写作，对我而言完全是陌生的领域。硬着头皮啃下二十万字的理论专著，一字一句地琢磨党建总结的写法。第一次执笔，我在电脑前枯坐整夜，删删改改，文档像片片凋零的焦炭。

凌晨四点，我又想放弃了。脑子里有个声音说：算了吧，你又不是干这个的料。可紧接着，另一个声音更大、更沉、更痛：你还要再来一次“高考”的因果吗？我猛地坐直了身子。不，我不要。高考那年我已经放弃过一次了，那是命运给我最深刻的一课。往后的日子，我再也不会允许自己半途而废。我重新打开文档，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直到晨光染红窗棂，我终于写完了最后一个句号。

二十多年了，那一场失败的“高考”，始终是我的鞭子。它抽在我身上，也抽在我心里。每一次我想偷懒、想退缩、想敷衍的时候，它就会响起来：你还要再来一次吗？我不想再来了。所以我拼命地跑，拼命地考，拼命地把自己活成十八岁时那个本该成为的样子。

如今再回首，我想对当年那个脆弱的自己说：孩子，你输掉了一场考试，但你从那场考试里学会了最重要的事。人生就是一场接一场的“高考”，你可以输一次，但不能输一辈子。

父亲送我去上学在路口说的那句话，我一直记着：“霞儿，以后的路，你要走好。”如今，父亲看着我一路跌跌撞撞却从未再倒下过的身影，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没有辜负那个路口，也没有辜负他。

人生处处是“高考”。那场二十多年前的败仗，成了我一生最硬的鞭策。

（作者单位：焦化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