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写一个贵族男青年爱上了一个女青年。男子向女子表白，但是“求之不得”，并不顺利。女子好像也对男子有意思，所以一直在他眼前采摘荇菜，似乎是在给这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机会。小伙子也不傻，“琴瑟友之”后，全诗以热热闹闹的“钟鼓乐之”终章，似乎是喜结连理的结局。那么问题来了，出镜率很高的荇菜是什么菜？女主人公和作者为何青睐这种植物？

商周时，烹调方式有限，蒜蓉清炒都谈不上；动物油脂在当时是稀罕物，植物榨油在魏晋才多起来。想来这个女子不过就是在鬲里、甑里煮煮荇菜，连汤带水一起吃，就是“羹”。清汤寡水的“荇菜羹”也不会多诱人吧？另外野菜自生自灭，也不像人工栽培的植物那样扎堆生长，所以才有“良莠不齐”的成语。为了填饱肚子，人们往往会采一大堆菜。单单对荇菜感兴趣，应该有深层次原因。

荇菜，也叫“莕”或者“接余”，是种可食用的水草。它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节下生根。圆形或椭圆形的叶片漂浮在水上，很像睡莲，还有小黄花。它不仅受古人青睐，今天也被大量种植，既能观赏，又能食用，还能入药。《唐本草》说它“主消渴，去热淋，利小便”，《本草纲目》说它“捣敷诸肿毒，火丹游肿”。

那么，这个姑娘是要治病，所以单单采荇菜吗？

我们忽略了一点，故事是人讲的。《诗经》最初是民谣，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被“太师”这类乐官“采风”，并进行了复杂的加工创作，再呈现给帝王和其他贵族。从质朴的民谣到成为《诗经》之首，它经历过很多人的修改润色。诗中描述女子采摘荇菜，“左右流之”“求之”和“采之”，表现出十足的画面感和重章叠韵的节奏美。我们完全有理由推论，该诗只写荇菜，而不写其他野菜，也有艺术加工的因素。

荇菜可不是一般的水草。章太炎先生的《小学答问》中有这样一段精妙的分析：汉妇官有婕伃，其名义盖先汉而有。杏曰接余，故《诗》以杏菜比淑女。

章太炎认为，上古时期“音近则义通”。汉宫女官有婕妤，次于皇后，其名大概在汉代之前就有。《汉书·外戚传》颜师古注说：“婕，言接幸于上也。妤，美称也。”荇菜又叫接余，谐音婕妤，故《诗经》以荇菜比淑女。按照这一思路，人在水边见了接余，就联想到了美女婕妤。

这样似乎越说越离奇了，《关雎》中的男子，居然联想到帝王的妻妾“婕妤”，这意味着这名男子应该就是帝王本人。《诗经·关雎》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诗大序》：“《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按照汉代人的解说，这首诗说的是后妃之德，表现“王者之风”，还和周公的教化有关。这已经暗示了读者很多文化信息，只不过说得不明确。其中并未明确女子与后妃和王者的具体关系，可能是汉代人对其历史背景过于熟悉，无需解释，但今人看起来仍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宋人讲得很清楚，欧阳修《诗本义》说：“君子以述文王太姒为好匹，如雎鸠雄雌之和谐尔。”朱熹《诗集传》说：“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大（太）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欧阳修和朱熹大胆猜测，这个男青年是周文王；采摘的女子是周文王的夫人、武王和周公的母亲、著名的贤妻良母太姒。

有人说，这样对号入座略显牵强，即使仔细品读《关雎》，采摘人的身份仍然显得模糊不清，让人很难相信。这个质疑在五四以后非常流行，人们提倡解放思想，把《诗经》从封建礼教的背景中解放出来，从诗歌本身入手，探索上古歌谣到底说了什么。

这样的思考是有道理的，尤其是破除了封建时代对《诗经》烦琐的牵强附会。然而人们忽略了古代学者的注疏有时可能有大量上古文化背景做支撑。许多内容，上古先民习以为常，不加解释人们也会懂；可是这些信息到了后世，人们会不明白或者产生误读。关于《关雎》“后妃”“文王”“太姒”的解释，就有合理性因素。其中有一个有力证据：《关雎》诗中有琴瑟、钟鼓，这几种乐器的级别可不低，古代只有大贵族才能用到，绝非农夫村氓所能见到。《墨子·三辩》说：“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诸侯、大夫和农夫级别分明，诸侯才用钟鼓，这和周文王的推论合拍——周文王是商纣王封的西伯。而且把它放在《诗经》第一首，如果主人公不是重量级人物，也担当不起。如果我们综合钟鼓、琴瑟和荇菜这些文化信息来考查，就会明白，这个说法恐怕不是汉儒和欧阳修、朱熹的杜撰。

古人赋予荇菜以深刻的文化意蕴。孔子说《关雎》“以色喻于礼”“反内于礼”（上博简《孔子诗论》），强调“礼”对本能感情恰当的约束作用，让人“发乎情，止乎礼义”（《诗大序》）。“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礼”，“参差荇菜”也是“礼”。它通过谐音双关，向人们传达了含蓄朦胧的审美观念，以及“礼作于情”（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礼节民心”（《礼记·乐记》）的伦理态度。这不仅是饮食，也是哲理；不仅是发生在古代的故事，也能被我们所理解。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