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井林

走出影院，北方的秋风裹挟着寒意拂面而来，我仍觉掌心滚烫，并非因空调温度过高，而是方才紧握椅扶的手，还残留着影片《731》中实验台的阴森触感。

这部聚焦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行的电影，每一帧画面，都在为80多年前3000多名受害者发出悲鸣。开场的黑白镜头极具冲击力。1941年的哈尔滨平房区，小贩王永章推着豆浆车刚转过街角，铁钩已锁住他的手腕。这个市井小民，在目睹怀孕的林素贤被推进解剖室后，终于在“黑弹”实验中挺直脊梁，他用身体为孩子撑起生路，自己却倒在了毒气弥漫的实验室里。从“贪小利”到“舍生命”，王永章的蜕变恰是无数普通人在绝境中人性觉醒的缩影；“冻伤实验”那场戏，一个令人窒息的细节，当实验员用镊子夹起坏死的手指时，受害者突然睁眼，喉咙里挤出混沌的呜咽，身体已失去知觉，但神经末梢的剧痛未消。而记录员只是低头写下“实验对象耐受力符合预期”的冰冷记录。此时，墙角的杜存山正用指甲在墙缝刻着十字。这位装疯卖傻十年的“老囚徒”，看见隔壁小女孩被拖向解剖台，猛地用头撞击铁栏，像困兽般嘶吼。那不是疯狂，是用生命最后的力气为无辜者呐喊。墙缝里的十字，既是信仰的寄托，更是反抗的密码，暗喻着电影“黑暗中总有微光”的核心主题。

电影中，每个小人物的反抗都如星火般微弱，却最终汇聚成燎原之势。顾博轩最初是个连“断头饭”都吓得失禁的“胆小鬼”，可拔河比赛中，他假装失败，悄悄将钥匙塞进男孩手心，自己却被拖进“实验区”，用自己的生命延续了更年轻的生命。

石井四郎的人物形象塑造更显深意。这个戴着金丝眼镜、能用流利德语与美军谈判的“医学博士”，曾鼓吹：“战争的本质是生存竞争，弱者不配拥有生命。”当他看着活体解剖台上的林素贤，腹中胎儿的心跳与仪器的滴答声重叠，他眼中没有丝毫怜悯，只有对“新实验数据”的期待。他的“科学狂热”与军国主义思想交织，将“救死扶伤”的医学誓言扭曲为“以杀人为乐”的暴行，恰是法西斯主义对人性的彻底异化。

散场时，一位老人抹着眼角说：“我的爸爸就是细菌战的受害者，他临终前说‘要让后人知道’……”老人的话，道破了“记住”的本质：记忆不是沉重的枷锁，而是前行的动力。医者应该在实验室里攻克病毒，守护公共卫生安全；教育者应该将“731”案例写入教材，让“战争罪”的定义深入人心；媒体人应该发出正义之声，坚决驳斥抹黑历史的行为。当我们把“自强”化作实验室里的每一次探索、课堂上的每一次质问、国际法庭上的每一次审判，让和平不再是脆弱的承诺，而是用血肉与智慧铸成的永恒盾牌。这，才是对万恶的七三一部队最好的“反击”。

（作者单位：平庄煤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