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艳霞

电影落幕时，影院里久久回荡着抽泣声。我仍被那幕“人梯”场景灼痛双眼——孙明亮在深坑边缘一次次爬起又摔下，坑壁上的血痕与碎石一同坠落，而坑底传来此起彼伏的呼喊：“我叫巴巴洛夫！”“我叫季新宇！”“俺叫六胜！”“俺叫杨吉林！”这生命最后的庄严告白重重地敲在我心上，我已不能自已。

这幕人梯，似黑暗中绽放的火焰。安达野外效能实验场的深坑，原是埋葬生命的坟墓，却成了人性光辉的祭坛。王永章挣脱绳索时没有选择独自逃生，而是转身解救同胞；孙明亮用魔术师的手法偷取钥匙，又用孩童的坚韧一次次攀爬；苏联战俘、朝鲜青年、中国平民……不同国籍、不同身份的人们，在绝境中共同托举出生命的尊严。他们喊出的不仅是自己的名字，更是对“马路大”编号的决绝反抗——日寇企图用编号抹去他们的存在，但他们偏要以姓名刻入历史。

这声声呼喊，让我想起杜存山在刺刀下的呐喊。当日寇两次点名“012”时，一直装聋作哑的杜存山突然挺直脊梁：“请叫我杜存山！”他至死不肯让王永章暴露，用生命维护了最后的尊严。而王永章最终完成蜕变，从“送餐的王永章”成为“救你们出去的王子阳”，这是从个体抗争到集体精神的升华。日寇那“天皇亲善，食物宝贵，健康换取自由”的谎言，在冻伤实验的冰锥下、在活剥人皮的惨叫中、在活剖孕妇胎儿的手术刀上，被撕扯得粉碎，他们标榜的“自由”，不过是将活人变为“实验材料”的借口；他们吹嘘的“亲善”，不过是残害人类的虚伪。

当镜头扫过福尔马林罐里浸泡的婴儿标本时，“三个月”“五个月”的标签触目惊心，每个数字背后都是被篡改的基因、被抹杀的身份；而孕妇林素贤在手术台上最后望向天空的眼神，既是对“回家”的渴望，也是对母女命运的抗争。她的孩子被烙上樱花印，成为“实验成果”，而她自己则被制成活人标本。这种母女命运的残酷反转，恰恰撕开了侵略者“以华制华”的阴谋：他们企图通过基因改造将中国婴儿转化为残害同胞的工具，让中国人自相残杀。这种策略在女军官颈间樱花印的隐喻中达到荒诞的顶点——她抚摸烙印的动作，既是施暴者的冷漠仪式，更是受害者血统的隐痛标记。

一场没有胜者的越狱，钥匙打开房门后，等待他们的不是自由，而是安达野外效能实验场的鼠疫跳蚤病毒与火枪扫射。当王永章与孙明亮最终倒下时，我忽然懂得：他们从未真正失败。因为那个叫“王子阳”的英雄，从来不是某个人，而是所有不屈灵魂的集合体——当孙明亮在坑顶中弹时，当杜存山喊出姓名时，当刻有“回家”字样的苹果在牢房间发放时，他们早已将抗争的火种播撒在每个观众心里。影片结尾处，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结束语“别回头，向前走，出口有光”，与影片中“你若记得，我便活过”的誓言形成呼应，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不仅是国泰民安的人间烟火，更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基因。

走出影院，我忽地想起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先辈们在冻伤实验中咬碎牙齿也不屈服，在活埋威胁下仍要搭成人梯，我们今日遇到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我终于明白，所谓“不屈的脊梁”，是每个普通人面对绝境困难时的选择。我们站在和平年代回望，更觉这脊梁之重。它提醒我们，和平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果实；抗争不是历史，而是每个时代都需传承的精神。当我们在攻坚时遇到困难，当我们在生活中遭遇挫折，当我们在绝境中感到迷茫，不妨想想那幕人梯，想想那些在坑底喊出姓名的人，想想那些在恶魔残害下仍要“回家”的人，想想那些用身体挡住火枪也要托举他人的人。

他们的名字，我们永远记得；他们的脊梁，我们永远传承。这或许就是电影《731》最深沉的告诫：别回头，向前走——不是因为前方没有苦难，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只要脊梁不弯，光就在前方；只要姓名不忘，希望就永存。这正是对“你若记得，我便活过”最动人的回应。

（作者单位：焦化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