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吕梁绵延不绝，滔滔黄河席卷而下，共同塑造了沟壑纵横山峦起伏的吕梁。这里的山川赋予这片土地特殊的战略地位，也塑造了生活其间的人们坚韧顽强的性格。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两大主力师挥师吕梁，创建了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是阻敌西进的屏障，保卫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前卫阵地，也是中共中央通往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

“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上战场……”在民谣声中，晋绥边区人民前仆后继，为民族独立与解放浴血奋战，其中，广大妇女也以满腔热忱投身抗战、共赴国难。

“十万人穿衣，全凭妇女同志”，这是晋绥边区对广大妇女的由衷赞扬。

1941年至1943年，晋绥边区遭受空前的自然灾害，加之封锁破坏、人口迁移等原因使劳动力锐减，群众和部队的吃饭、穿衣都出现了严重困难。

“为了支援抗战，在极度艰难的日子里，晋西北地区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集粮9万多石，筹款181万余元，扩兵1.59万名，做军鞋12万双。”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讲解员介绍道。在这期间，晋绥边区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劳动模范和英雄人物，张秋林就是其中之一。

1943年，为粉碎敌人的“扫荡”和经济封锁带来的困难，边区党政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纺花织布运动。时任乡妇救会秘书的张秋林积极响应边区政府号召，在村里筹办纺织合作社。

张秋林是个纺织能手，布织得又快又好，纺的线质量也高，一天能织4丈布，全年纺27斤纱，在妇女群众中很有影响力。

“有钱的出200元钱，没钱的交4两棉花，连粮食都可以作股金。”为了动员各家入股合作社，张秋林和村干部走门串户，认真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只要咱们心齐，一定能办好。入的股多，分的红利也多，既为抗日出了力，又能解决自己的困难。”不到一个月工夫，合作社已发展了160多名社员。根据群众意见，经过县里批准，合作社最终定名为“秋林合作社”，成立仅一个多月，就织了标准布940匹。

在张秋林带领下，边区越来越多的妇女投入到纺织热潮中。秋林合作社越办越大，张秋林也为合作社发展尽心竭力，“咱们是为了支援部队打鬼子，是为了给群众谋利益的。一个人顶几个人用，辛苦点也值得。”

然而，1944年8月的一天，当张秋林前往县里的合作社购置织布机时，驻扎在柳林的日军突然扑向张家庄一带展开“扫荡”。得知消息的合作社人员急忙向后村转移物资，张秋林9岁的儿子留下看守家门，不幸惨遭日寇杀害。当张秋林匆匆赶回村庄时，只见幼子已倒在血泊中，她顿时昏了过去。苏醒后的张秋林拭去泪水，将丧子之痛转化为抗战工作的巨大动力。她坚定地说：“为群众服务就是为孩子报仇。搞好合作社，就是同敌人在经济上作斗争。”

在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有几组数字总是引人驻足：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到1945年，晋绥边区人民共缴纳公粮1686.35万公斤，其中吕梁675万公斤；晋绥吕梁地区接送重要文件、书刊、枪支、弹药、药品、医疗器械、通信器材、布匹、棉花等军需物资1000余吨。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百姓与八路军战士休戚与共、血脉相连。

“纺织英雄”韩国林步行60里山路参加纺织训练班，学到技术后组织起纺织合作社，将新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其他人。为了做好榜样，她总是纺织到深夜，仅1944年、1945两年就织布72匹。

“拥军妈妈”杨秀英迈着一双小脚，为来她家吃住的同志们整夜站岗放哨。在那个粮食困难的年代，她留下最好的鸡蛋、猪肉、羊肉送到子弟兵面前。面对敌人的多次残酷“扫荡”和恐吓威胁，杨秀英没有丝毫退缩：“有党和群众，杀头我也不怕！”

“蒋妈妈”崔银凤的三个儿子都参了军。敌人抓住了她的儿子蒋四儿，要求崔银凤劝降，她坚定拒绝：“儿大不由母。”最终，她的三个儿子先后为国捐躯。“哪个当妈的不爱自己的孩子？可革命总是要死人的。一个人也不死，革命能成功吗？”“蒋妈妈”的心声感动着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

（来源：“全国妇联女性之声”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