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初期贾谊提出“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指出积贮粮食是治国之本。粮食生产有周期性，所以一定要有储备才能维持人们食用。历代大小政权都特别重视粮食储存。粮食产地与食用地很多时候并不一致，故粮食运输在古今都是必需的。古代非常重视粮食的储存和运输，尽量减少中间成本。古代粮食运输多采用成本低廉的水运，为此陆续修建了中国大运河，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

一般来说，粮食仓储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供应官民食用的仓，另一种是用来周转运粮的仓。粮食运输在古代利用水运是比较合算的方式。漕运是通过水路运输粮食的一种形式。通过水路运输粮食，不可能依靠同一艘船一次运到，必然需要有适应不同河段航行的船只和水工分段运输。为了方便远距离存储与转运粮食，官府往往在河道沿岸的枢纽地点设立仓储，用来储藏从各地运来的漕粮，然后根据不同河段水位流量以及需要等情况，再转运到目的地去，所以称为漕仓。

隋代立都长安，京畿之地粮库空虚，需要从关东地区向长安调运粮食。仓城遗址均选择在依山傍水或地势较高且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形成一个仓储与大运河通济渠或永济渠、黄河的漕运水系紧密相连的关系。这一时期的大型粮仓多集中于洛阳及其附近，如回洛仓、河阳仓、洛口仓和含嘉仓，由此可见洛阳作为漕运中心的地位和作用。

要保证仓储制度运转，不仅要在河道沿岸设立漕仓，还要保障水运畅通，节约运输费用。中国古代历代官府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修建漕仓、治河，就是为了保漕通运。

漕运需要可供航行的河道才能输送粮食。中国的河流多是自西往东流，上下游落差较大，通航条件并不优越。因缺乏南北向河流，故需要修建大运河沟通水系，实现南北运输畅通。隋炀帝时期大规模修建运河，不仅加强了东西向运输，更首次实现了南北向沟通。

作为维系国家生存的仓储制度，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但如何平衡仓储与河道运输能力之间的关系，减少治河、漕运成本，也是官府考虑的重要问题。《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初年：“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唐代元结记载：“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这两例都被众多史家作为盛世经济发展的体现，但在古代囤积这么多的粮食是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运输的费用相当高，并非合理，粮食陈腐不可食正是官府不体恤百姓的表征，透露出汉唐盛极而衰的迹象。

由此可知，中国古代一般会考虑仓储与漕运成本之间的关系，不会因为仓储的重要而不顾成本去治理河道、增加漕运，造成巨大浪费，甚至会在仓储较为充足的情况下暂停漕运，节约民力；但在古代不计成本漕运的现象仍不断出现，破坏了沿河地区的生态环境，引发更深层次的问题。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