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会建

合上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心中弥漫开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有行走于广袤山河的酣畅，又有触摸历史伤痕的沉痛，更有对文明命运深邃思索后的苦涩与清明。这本书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游记，它是一次用脚步丈量历史、用生命叩问文明的“苦旅”。这“苦”，并非旅途的艰辛，而是文化本身的沉重与作者内心的悲怆。

《文化苦旅》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将抽象的历史与文化具象为一座座废墟、一砖一瓦、一山一水。余秋雨先生不是坐在书斋里的学者，而是一位行者。他走到莫高窟前，感受悲剧带来的切肤之痛；他立于都江堰畔，惊叹于李冰父子“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的理性；他在天一阁的藏书楼外，体味一个家族守护文明火种的艰辛与执着。

通过这种“行走的叙事”，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年代与事件，而变成了可感、可触、可叹的现场。我们跟随他的笔触，看到的不再是单纯的风景，而是“人文山水”。《柳侯祠》寄托着对柳宗元的追思，《白发苏州》承载着历史的屈辱与坚韧，《风雨天一阁》象征着文化的传承与脆弱。山河因此被赋予灵魂，每一处景观都成为一页摊开的历史，等待着有心的旅人去阅读、去感怀。

全书贯穿始终的，是作者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深沉的文化忧患意识与历史责任感。这种“苦”，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文明盛衰、文化命运的巨大关切。在《道士塔》中，他那种“我好恨！”最直白的呼喊，不仅是对王圆箓的愤懑，更是对一个时代愚昧和国力衰微导致文化瑰宝流失的锥心之痛。这种痛，是超越个人情感、对民族文化遗产的集体悲悯。

余秋雨先生站在历史长河中，以现代文人的视角与古代文人、平民对话。他理解他们的困境，哀叹他们的命运，同时以一种冷静的笔调，剖析着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比如过于依赖清官文化的人治传统，或是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桎梏。这种剖析，使得《文化苦旅》不仅是怀古之幽情，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自省”。他让我们看到，文化传承不仅需要创造，更需要守护；而守护的前提，是清醒的认知与勇敢的担当。

“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这种将自然景观人格化、历史化的笔法，让文字充满了生命的动感。

在《都江堰》中，对李冰父子的赞颂又让这份“苦”有了温暖的底色。比起长城的雄伟壮丽，都江堰更像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两千多年来默默滋养着成都平原，让“天府之国”的美誉代代相传。余秋雨写道：“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这句话点醒了我，真正的文明从不只存在于宏大的建筑奇观中，更存在于那些贴近民生、惠及千年的智慧创造里。李冰父子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誓言，却用“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理念，将文明的火种融入山河大地。这种扎根于百姓生活的文化力量，远比任何纪念碑都更持久。

读《文化苦旅》，仿佛跟随一位饱含深情的向导，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跋涉。我们为文明的璀璨而惊叹，也为它的伤痕而黯然。这场“苦旅”的终点，并非让我们沉溺于怀旧的感伤，而是激发我们去思考，在全球化、商业化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该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守护好那份独特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家园？这趟“苦旅”，苦得深沉，却也回味甘甜。因为它最终留给我们的，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自觉，以及一份继续前行的力量。

（作者单位：山东菏泽公司）